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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任事实上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对当事人的信任，一部分是对维持信任机制的信任。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部分，信任都是不完全的。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，与它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，维持机制是信任的“保障体系”，它们的监督作用使信任呈现近似完全，社会机制通过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（使之增加或减少收益）确保经济交易的秩序不受到损害。随着社会的变化，以往的两种主要社会机制－人际关系约束和组织（单位）约束的效力正在下降，作者建议确立制度约束作为维持信任的社会机制，它的核心是将各类经济行动者放置在相互（权利）监督的关系中。

　　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曾讨论经济交易中的欺骗现象，他们给出的一个实例是：一家公司用广告招揽组装客户，声称自己提供元器件，并负责回收组装合格产品。但事实上，由于元器件不合格，用它根本组装不出所谓合格产品。于是，组装客户上当受骗。对有经验的交易人来说，这个骗局不难识破。比如，既然广告声称组装成本很低（钳子等普通用具，且用时间很少），有利可图（收购价格可观），为什么这家公司不在本地组织工人组装？这样不仅节省了广告、发货和时间费用，组装成本也降低不少，利润回报不是更高吗？又，为什么这家公司不能提供元器件合格证书？为什么它不能出具任何过往信誉证明资料？

　　显然，这些问题没有清楚之前就签约成交，是组装客户的教训。但研究者注意的是对问题的解释：为什么欺骗是这样的容易“成功”？用研究的术语说，这个问题就是：为什么客户对公司此轻易地给予信任？

　　本文的讨论立场是社会学的。信任问题被社会学者关注的角度，在于它是“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”（P.布劳，1964：99）；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“彼此寄予的期望－期望另一方履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”（B. 巴伯，1989：11）；信任有助于行动者消减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（K.海默，1976：1－4），因而，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。

　　信任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，还在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它的最简单形式也必须发生在两个以上的行动者（或社会组织）之间。信任是相互的，因而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，人们依据是否存在信任关系作出如何往来的决定，信任影响着人们的行动选择。

　　但信任不是社会关系的全部，信任不是完全充分的（B。巴伯，1989：1），它需要条件。这些条件不是由当事人本身、而是由一系列社会机制所建立。社会机制作为维持信任的强制性手段存在，它们替代和补充了信任的不充分：确保失信行为出现时，给予受损者追究和补偿的机会。社会机制通过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（使之增加或减少），趋使人们作出维持信任的行动选择。守信得利，失信受损，由此保证互动的秩序。

　　将信任理解为不充分的－它必须与某种社会机制”联合“起来实施，是本文的预设前提。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，与它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，或者说，某种程度的信任水平有它的“保障体系”。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关系。假定一个人出门需要使用专门车辆，那么他面临三种可能的情况：乘熟人（朋友）的车；乘某单位的车；乘出租车。这三种情况的信任水平不同，原因是它们分别处于三种信任维持机制中。第一种，维持机制是过往的交情关系，信任程度最高；第二种，维持机制是组织（单位）的存在，宰客司机会受到单位处理（但条件是单位愿意受理），信任程度次之；第三种，维持机制是监督制度的存在，乘客可以自己看里程表，也可以记下车牌号和电话号去投诉。当然投诉可能无结果，这意味着监督制度未能运转。这一风险使得第三种情况下的信任程度（相对而言）较低。很显然，当人们给予信任时，其中包含了对维持机制有效性的信任成分。

　　从这一前提出发，我们的问题就转换成：当信任维持机制发生变化时，过去形成的信任期望是否仍然能够保持？

　　在彼此熟悉的社会关系中，人际约束是主要的维持信任机制。这种环境下的高信任程度与下列几个因素有关：（1）了解交易伙伴，有过欺骗记录的人当然不会被交易者选中；（2）重复交易的概率很高，欺骗只能提高未来的交易成本，故属不明智之举，这一点抑制了欺骗行为的“收益”；（3）交往的非单一性，大量的社会关系进入交易事实中。例如：现在甲和乙做买卖，下次乙找甲的朋友借钱，再下次甲让乙的亲戚看病，如此多方面的交换和依赖，使得双方都握有互利或互害的手段。能够在必要时惩罚对方，这就构成了相互间的有效约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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